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力

主要調查結果 

• 中國政府已擴大它的全球媒體足跡。本研究在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間，觀察了30個國家。北京媒體影響力等級在其中的16個國家被定為高或非常高。這三年間，中國政權的影響力亦在其中的18個國家有所增加。

• 中國共產黨（中共）及其代理人亦有使用更具技巧及更隱藏的方式去塑造媒體論述和打壓批判性報導。2019年起更常採用的策略為：透過主流媒體大規模散播北京支持的內容、騷擾和恐嚇發布不利中國政府新聞或意見的機構、以及使用網絡欺凌、虛假社交媒體脤戶和有目的性的虛假信息活動。

• 北京的影響力往往受到獨立媒體、公民社會的活動和當地保護新聞自由的法律所限制。 在30個國家中的記者、學者和民間團體均以增加透明度、確保多樣化報導和增加當地對中國的專業知識來應付北京的影響力工程。很多民主國家都有保障資訊自由和媒體持有權的法律，這些法律有助於確保透明度和使媒體生態免受中共的影響。

• 不足的政府應對措施會使國家處於弱勢或惡化問題。下降的新聞自由和媒體規管的漏洞會降低民主的抵禦能力和增加中共未來對媒體的影響力。在23個國家中，政治領導人對國家媒體發動攻擊或利用民眾對中共影響力的合理懷疑來強制監管，針對評論媒體或助長仇外情緒。

• 民主國家抗衡中共媒體影響的能力是驚人的不平均。只有一半的調查國家能達到「頑強」的評級，而其餘的一半則被評定為「脆弱」。台灣雖面對中共最密集的影響，但其抵禦能力亦是最強的，緊隨其後的為美國。而尼日利亞則被評為最容易受到北京的媒體影響工程所影響。

• 長久的民主復原力需要一個經過協調的應對措施。 面對中共日益迫人的影響，政府、媒體機構和科技公司都可以在加強民主復原能力方面發揮作用。建立關於中國的獨立國內專業知識，支持調查類型的新聞、增加媒體持有權和虛假資訊工程的透明度，以及加強對新聞自由的基本保障，都是有效應對的必要條件。政府應該抵制限制獲取資訊或違反人權的強硬行動，應與公民社會和媒體建立伙伴關係，確保所有立法和政策反應都能加強而非削弱民主體制。

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力：威權擴充和民主的復原力量

「讀者在哪裏，受眾在哪裏，宣傳報道的觸角就要伸向哪裏。」－習近平，2016 

「這可能是微妙的，其中一些技倆是為了讓你對他們（與中國有關的參與者）不太強硬。至於停止，他們是不能阻止我寫作的。」 

 — 一名希望保持匿名的加納記者, 2021 

中國政府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正加速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工程，以影響世界各地的媒體機構和新聞消費者。雖然他們在某方面使用傳統的外交工具來達到目的，但更多是利用隱蔽的、帶威脅性的，甚至乎是腐敗的方式。 近年越來越多國家都能表現出相當大的抵禦力，但北京的策略同時也變得更複雜、更具侵略性，而且更難被發現。

該政權的投資已達到部分成果 ─ 建立新的途徑使中國媒體的內容能接觸到廣大受眾、鼓勵不利中國共產黨（中共）的報導進行自我審查，並與一些國家的政府官員和媒體持有者合作，協助宣傳中國的論述或打壓批判性報導。北京的行動也有些長期影響，特別是當它在多數情況下獲得資訊建設重點部分的控制權。這些發展在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都不應被低估。

此外，台灣、美國、英國和澳洲的例子顯示，由於較溫和的影響力工程未能達到預期效果，所以它們最近轉向更進激的、更具對抗成份的或較為鬼祟的策略。 這趨勢預期會在未來幾年擴展到更多國家。更多國家及其研究人員、記者和政策制定者預期會通到更多外交恐嚇、網絡欺凌、受僱的網絡紅人在社交媒體上的操縱、以及旨在對中共和它們社會造成混亂的針對性虛假信息活動。中國政權及其代理人已表明，他們毫無疑慮以經濟壓力來消除和打壓不利的報導。隨着越來越多政府和媒體持有者面臨財政困難，來自北京隱藏的或明確的經濟壓力該會越來越多。這些壓力不僅會用於關於中國國內或地緣政治問題，也會用於中國與他國家的雙邊關係的議題上。

面對中共的影響力工程，民主國家並非是束手無策的。 許多國家記者和公民組織在確保多元報導、揭發脅迫行為和虛假信息工程以及教育新一代媒體工作者提高其警覺性和抵禦能力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現。 與此同時，一些民主政府正在推行一些措施以提高透明度、改善相關機構之間的協調、懲罪外國官員的脅迫行為、並在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增加的情況下剌激就有關保障措施的公開討論。相關措施有助解決北京的干涉行為，同時加強民主機構和獨立媒體對抗其他國內和海外威脅的能力。 此舉有可能涉及重大的政治意志，以及扭轉許多國家當地的媒體自由最近所面對的壓力。但若容許中共的威權媒體影響力工程不斷擴長，這將會付上言論自由、獲得有關中國未經審查的信息以及整個民主政府的代價。

自由之家在這份報告中調查了北京在30個國家裡的媒體影響力工程。這30個國家在2019－21年間被《世界自由度報告》評定為自由或部分自由。 而在這個組別中，有18個國家面臨已擴展的媒體影響力。中共影響力在這30個國家中的16個國家被認為是高或非常高，而 10個國家則是達到值得關注的水平，只有其餘4個國家被評為低。同時，調查的30個國家至少有一次由政策制定者、新聞機構、公民團體或社交媒體用戶主動反擊的事件，以減少北京活動的影響。 事實上，根據現有的數據，大多數國家對中國或中國政府的民意自2018年起都有所下降。 是項研究的其中一個關鍵調查結果是，中共增加的投資只得到相對有限的回報，並且有可能引發更多活躍的民主應對措施。

然而，如果考慮到媒體影響策略、應對能力及包括打壓獨立媒體及保護新聞自由的法律保障等當地責任，許多國家的復原力似乎更為脆弱。 自由之家使用新的研究方法調查30個國家，當中只有一半國家在面對北京的媒體影響是有抵禦能力的，其餘一半則被視為脆弱。即使現時中共很多的運動都已陷入困境，但是是項分析能嚴重警告相關的自滿風險。

這份報告是至今就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力及民主國家應對方式的最全面評估。報告參考了媒體調查、訪問、學術出版物、中國政府資料以及當地分析人員的實地研究 ，覆蓋了從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間，30個國家的發展情況。 這份報告更新及擴展了自由之家在2013年1 及 20202 出版的兩份研究報告， 主要關注一個相對受紥實的媒體自由制度保護的民主國家，在面對影響力工程時的反應和部署，以便提供一個更深入的理解。 報告最後向政府、媒體部門、技術公司和公民團體提供加強民主防禦應對中共干預的建議。

北京的影響力工程的目標與論述 

此研究報告在2019年1月開始時，中共領導層似乎於國內外都處於強勢。習迎平成功修改憲法取消其總統任期的限制，該黨坐擁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國內建設嚴格信息控制的環境，而在國外則不斷増加能施加媒體影響力的機構。 但此後三年，該政權的合法性受到一系列前所未有以及自己造成的重擊：鎮壓香港的大規模民主抗議運動、武漢官員試圖隱瞞COVID-19的疫情、中央採取嚴厲的防疫措施、相關的經濟萎縮和管理不善，以及頻繁曝光有關當局殘酷對待新疆少數族裔的可信證據。 

中國的國家媒體、外交官以及其他面向海外的參與者的任務是回應這些影響聲譽的言論、擴展北京的全球影響力、確保外國對中國投資開放和限制任何能對中共權力構成威脅的國際言論或行動。他們致力用有利的論述來宣傳有關中國、其政權以及其優先外交政策和試圖更積極邊緣化、抵毀和完全壓制任何反對中共的聲音、尖銳的政治評論或以負面方式介紹中國政府及其領導人的報導。

為達到政權的目的，中國的外交大使和國家媒體機構投入大量資源來推動特定的論述。目標受眾為外國的新聞消費者、華僑或流散社羣，以為在中國國內的評論員。中國在許多國家有一系列宣傳國家的標準信息，展示中國的經濟和科技實力、慶祝重要的紀念日或密切的雙邊關係的好處，並強調中國文化的魅力元素。 疫情期間，中國推動的主要論述為讚賞北京的醫療援助，如提供口罩、防疫設備和中國製造的疫苗。很多此類的主題以各種不同語言來傳達，並附以特定的細節來引起當地受眾的共鳴。 中國國家媒體利用眾多渠道和社交媒體賬號製作使用地區語言如斯瓦希里語（Kiswahili），僧伽羅語（Sinhala）和羅馬尼亞語（Romanian）的內容。在調查的30個國家中，與中共有關的參與者往往使用一種或以上的當地語言發布內容。

但此研究發現調查的國家自2019年起，傳遞更多有問題的中國國家媒體內容。中國的外交官和國家媒體在每個國家公開向新聞消費者散布虛假或具誤導性的內容，包括COVID-19的起源、特定疫苗的功效以及香港的民主抗爭活動。這顯然是為了誤導外國受眾和轉移批評的方向。此外，他們還合力粉飾和否認針對新疆少數族裔和宗教團體的違反人權和國際法的行為。最後，中國的國家附屬機構採用了強烈的反美或反西方信息，以冷落當地對中國相關活動的憂慮，包括那些與投資項目、不透明貸款或軍事擴張有關的活動，並將這些憂慮歸咎於「冷戰思維」或美國主導「遏制中國」的錯誤企圖。

現在部署的全方位策略遠超簡單的國家宣傳。 它們涉及故意隱瞞親北京的內容來源和審查不利的觀點。與中共有聯擊的參與者似乎旨在至少在一些國家獲得對媒體基礎建設的影響、破壞選舉的完整性和社會凝聚力，或輸出對新聞和信息控制的專制方法。

擴展專制媒體影響力的策略 

中共與其代理人採取了一系列影響媒體的策略，包括鼓動的宣傳、造謠工程、審查和恐嚇、控制傳播內容的機構、培訓媒體工作者和官員、以及收編為當地華僑服務的媒體。 本報告附上的30個國家的深入研究，分析北京在這六個類別中的個別活動，說明這些影響途徑如何被世界各地與中共有關的參與者以不同的組合方式運用：

雖然各國的組合策略都有所不同，但有幾個從全球角度來看值得注意的趨勢： 

• 主流媒體中支持北京的內容：與主流媒體的內容共享協議和其他合作關係是中國國家媒體接觸大量當地觀眾的最主要途徑。此舉能使他們將中國國家製作的或對北京友好的材料注入印刷品、電視、廣播和網絡媒體，從而接觸更多新聞消費者，並獲得比中國國家媒體自己可達到的更大信任。內容標籤往往沒有明確告知讀者和觀眾，資訊來源是中國國家機構。來自30個國家的130個新聞機構被發現使用北京支持的植入式內容，用以接觸到大量觀眾。 例如中國駐印度領事館在英文報紙《Hindu》刊登社論式廣告，而該報每日能接觸六百萬名讀者。3   除了植入式內容，12個國家中的聯合制作安排涉及中方提供技術支援或協助外國的相關人士就有關中國或在中國的報導，以換取對成品相當程度的編輯管理。在如羅馬尼亞和肯亞的9個國家中，當地記者或評論員有因為發表親北京的文章而得到金錢補償或電子設備等禮物。多個總部設於中國的機構均與中共有密切關係，從被中共嚴格監管的國家旗艦新聞機構新華社到省政府和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公司如華為，都積極推動有關的伙伴關係。自2019年，30個國家中有16個國家簽定或更新協議。（閱讀更多相關內容） 

• 上升的隱藏策略：激進的活動如針對個別記者、網絡欺凌和針對不利新聞機構的網絡攻擊自2019年起有所擴展，30個調查國家中有24個國家受到不同形式的攻擊。在一半的調查國家中，中國外交官或其他政府代表就針對記者、編輯或評論員的報導進行恐嚇、騷擾或施壓等行為，有時還會要求他們撒回或刪除不利的內容。如果媒體機構、記者或評論員不遵從，中方就會直接或間接以損害雙邊關係、撤銷廣告、誹謗訴訟或其他法律後果等作為威脅，來達至要求。2021年八月，中國駐科威特大使館成功迫使《阿拉伯時報》在刊登與台灣外長的訪問後，從其網頁刪除相關內容。相關的內容被切換成大使館本身的聲明。4 香港當局和中國電信公司華為已加入中國官員和外交大員，在英國和法國等地方要求審查或進行法律騷擾。 在以色列，香港當局要求一家網站托管公司關閉一個支持民主的網站，並警告若拒絕要求，該公司的員工或會因香港的《國家安全法》而受被罰款或監禁。5 17個國家中的地方官員、媒體持有人和高級管理人員主動或應中國大使館要求打壓不利北京的新聞報導。（閱讀更多相關內容） 

• 在全球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秘密行動和操縱行為：國際知名的平台如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是中國外交官和國家媒體機構就散播內容的一個越趨重要和明確的渠道。除了擁有數千萬支持者的全球賬號外，是項研究亦在調查的30個國家中發現28個由外交人員或官方媒體管理的特定賬號。 即使其他被中國官員或媒體機構賬號多被忽視或嘲弄，與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有關的或會與當地用戶溝通的外交官員的賬號似乎比較具吸引力。 這些混雜的結果可能會導致涉及隱藏式操縱的新興策略，如購買虛假的支持賬號。 在調查的一半國家中，出現了大批散布外交官帖子的虛假賬戶大軍。有關操作在不透露與中共的關係的情況下，支付或培訓獨立的社交媒體紅人及其追隨者推廣親北京的內容，此類情況均有在台灣、美國和英國出現。 在九個國家中，至少有一次具針對性的虛假活動，利用虛假賬號於網上散布虛假信息或製造混亂。這些同類型的活動不僅反映出試圖操控有關中國侵犯人權或北京外交政策優先事項的新聞和信息，更反映出令人不安的干預目標國家內政趨勢。（閱讀更多相關內容） 

北京對全球大部分地區的華語人士所消費的內容仍持有很大影響，因為中共認為主要威脅政權安全的是全球流散羣體中的潛在政治異見人士。在調查的30個國家中，有21個國家的國營或親北京媒體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透過流行的社交應用程式微信，給華語人士提供塑造過的新聞內容。希望通過「官方賬號」功能向在中國境外的華語人士發布帖子的華僑新聞機構或政治人物，均會受到與中國境內賬號相同的政治審查，迫使管理員對共享的內容進行篩選。6

一些潛在的重要影響途徑至今還未被中國政府廣泛利用，如購買外國新聞機構的股份和出口審查技街供外國政府使用。然而，這兩項活動確實出現在調查的樣本中，而它們在未來可能會變得更加常見。此外，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中國公司已在許多國家與內容傳播相關的關鍵領域站穩陣腳，包括社交媒體和新聞聚合器（騰訊和 字節跳動）、數碼電視（四達時代）以及手機設備和電信機礎設施（小米和華為）。7 雖然尚未發生以政治和社會為目的的系統性信息操縱，但在一些國家已紀錄了偶發性事件和潛力的證據。8

民主應對的優勢 

在本報告的三年研究期內，大量湧現民主抵禦北京影響力的證據。 所有調查國家的記者、評論員、公民團體、監管人員、技術公司和政策制定者均有採取措施，減少中共活動的影響力。 在大多數國家，當地媒體和公民社會一直處於應對措施的最前線。

許多當地記者對與中國有關的項目或在他們國家的投資進行調查報道，揭發貪污、侵犯勞工權利、環境破壞或其他危害。在30個國家中，有21個國家的當地記者專門報導中共的政治和媒體影響。例如，以色列的一項媒體調查發現，中國國家資助與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的聯合制作，9 一個馬來西亞新聞機構將有關香港示威者的錯誤資訊引入當地的中文媒體生態系統，10 和一家意大利媒體發現，與中國國家電視台有內容合作關係的地方電視台對中國的COVID-19援助進行了不合比例的報導。11 這類型的報導往往提高了公眾意識和觸發一些行動，以反對中國隱藏的或腐敗的影響策略。有至少10個國家的新聞機構終止了與中國國家媒體的內容共享或其他合作。即使有27個國家的新聞機構繼續發布中國的官方內容，但他們同時亦出版更多關於中國國內或有關國家政策的判評或不利消息，為讀者提供相對平衡和多樣化的總體報導。 儘管中共對海外華人媒體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在美國、英國、澳洲、巴西、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其他資訊來源在提供網上獨立新聞和分析的途徑的同時，亦獲得華語受眾的支持。

咨詢本研究的分析人員和受訪者發現，最常見的其中一個弱點是當地媒體有較低的中國獨立專業知識，尤其是關於中國國內政治和中共的海外影響。很多機構透過利用有效的和廣泛的國際新聞來報導中國，為新聞消費者提供大量的批判性報導，以填補這一漏洞。 與此同時，公民社會的倡議正在發展一個新的記者和研究人員團體，提供有關雙邊關係的當地視角、監察有問題的中共影響力和分享有關中國報導的最佳做法。這些活動包括專門報導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的數碼新聞平台，以及為尼日利亞、肯亞和突尼斯的記者提供關於如何報導中國投資項目的培訓。印尼、澳洲、英國、菠蘭、阿根廷和羅馬尼亞的研究中心都出現了有關中共影響力的新項目。在許多國家中，加入他們的為當地的中國異見人士、香港人、西藏人和維吾爾流亡人士，他們致力揭發企圖影響媒體的事件、微信等中國社交平台的審查制度，以及中共和大使館人員的跨國打壓行為。

致力維護新聞自由原則的組織網絡和擁有堅固新聞自由傳統的國家，往往對中國政府的影響力做出更有力的應對。在調查的10個國家中，當地的新聞自由團體和更廣泛的新聞組織動員譴責中國政府官員或附屬公司參與恐嚇或脅迫行為的事件。在肯亞自願監管新聞機構的媒體委員會斥責公共廣播公司發布未經標明的中國國家宣傳。12 台灣公民社會採取了不同行動以幫助提高公眾對中共在當地媒體影響的意識，例如大規模示威、法律倡議、記者培訓、虛假信息調查和提供媒體專業知識課程。

私營行業在民主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過去三年，臉書、推特和YouTube等全球流行的社交平台都提高其監察和應對能力。在特定情況下，迅速發現並刪除散布中國外交或國家媒體內容、傳播被認為是中共敵人的虛假信息、或試圖混淆有關COVID-19，社會緊張局勢或美國和台灣等國家選舉的公眾言論的虛假賬號。這些平台引入了中國國家附屬賬號的標簽，並在特定情況下向用戶發出可疑內容的警告。可是，這在實踐方面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30個調查國家中有16個國家的研究人員發現，中國政府附屬的賬號和新聞來源在主要社交平台上缺泛相關標簽。

法律保障和不足的政治領導能力 

隨着更多媒體報導中共的影響力，一些國家的政治精英開始意識到其國家利益和民主價值的潛在風險。 然而，只有在少數情況下 ─ 通常是面臨來自北京更進取的影響的情況下，才採取對應的協調政策。更慣常的應對方法是於現有的法律中廣泛確保新聞自由或加強對外國影響活動的審查，以便在與中國有關的案子支持民主復原力。在一些擁有薄弱的民主基礎和處於壓力下的國家，他們的政府官員做出帶損害性的應對方式，如侵犯言論自由、政治化政策辯論或鼓勵對華人的歧視。這些案例突顯民主國家需要就外國影響和投資採取明確和嚴格的特制準則，進行獨立的監管，附調透明機制而非定罪或審查。

許多民主國家的法律和法規都透明條款，以促進偵查中共的影響力。一些國家（包括英國、尼日利亞和秘魯）的記者利用資訊自由法，披露了中國政府的投資、貸款或向當地貪污的官員提供中國製的COVID-19疫苗的細節。13 在30個調查國家中，有24個國家制定了規則，要求公開報導或透露媒體持有人、其收入來源及商業利益。超過三分之二的調查國家對外國公司參與數碼資訊設備設有審查和複核機制。即使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措詞含糊和不一致的執行方法引起關注，但加強應用於中國國家新聞機構的相關事宜，能提高美國境內和境外主流媒體內容投放的融資透明度。因為媒體機構試圖避免發表中共的國家宣傳，影響其聲譽，所以是項登記法似乎能產生有效的震攝作用。14

在30個國家中，有28個國家制定了管理外國媒體持有權的準則，特別是限制外國持有股份在廣播界別的規模，或要求監察部門在出售股份前通知和認可。 相關措施有助解釋中國國家機構擁有外國媒體機構的例子其實很少。然而，同樣的法律和守則也可以用於破壞言論自由，尤其當它們涵括將言論定罪的條款、設置政治化的執法機制或實施全面的和定義含糊的限制。有菲律賓和莫桑比克的政治領導人利用有關海外持有權或內容傳播的法律來對付那些對政府有批評的獨立新聞來源。15 波蘭政府試圖以需要保護波蘭媒體不受中國和俄羅斯等外國勢力控制為由，發動改變美國在一家私營媒體公司的持有權。16

印度於2020年引入針對數碼媒體公司（包括新聞聚合者）的投資審查守則，要求任何在該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是僱員或顧問，都必須獲得政府的安全許可，而該許可是可因「任何原因」而被撤消。17 澳洲的《外國影響力透明度計劃》被視為是揭示外國企業在該國的活動，但因為報告缺乏對海外投資的支出要求及助長當地對華人猜疑的氣氛而受批評。18

許多國家的現有法律框架缺乏強壯的新聞自由保障，或有其他弱點，使媒體生態更容易受到經濟強大的威權國家影響。在調查的30個國家中，只有少於一半的國家有實行限制跨行業持有權的法律，即是防止內容生產商和內容分銷商受單一企業所操控。同時，在塞內加爾、澳洲和英國的不完善誹謗法例增加了就中國投資或政治影響力作調查的記者、新聞機構和評論員的法律威脅。巴西、巴拿馬、秘魯、波蘭和印度等11個國家中，強勢的政治和經濟參與者，近年利用民事和刑事誹謗訴訟來懲罪和阻止與中國無關的批判新聞報導。這顯示，在這種設定中的記者也有可能會受到有關與中共利益報導的壓制。在30個調查國家中，只有9個國家制定了反SLAPP（對公眾參與提策略性訴訟）的法律或先例以保護記者的工作。 自2019年起，30個國家中的19個國家的政府官員非但沒有採取行動解決這種脆弱性和加強民主復原力，反而增加了他們對獨立媒體、記者和公民社會的攻擊。在較惡劣的政治環境或身處較危險的環境中運作的媒體機構，尤其是當地政治精英傾向與北京保持密切關係的情況下，揭露和抵制中共及其代理人的影響力策略能力會較低。加納、馬來西亞、莫桑比克、塞內加爾和科威特的當地官員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或限制法規來打壓與中國有關的批判性報導或使相關的獨立監管無效。

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那些發表調查報告揭露與中國有關的虛假資訊活動的獨立新聞機構，也因為其對當地政府的批判報導而受到巨大的政治壓力和司法騷擾。

世界各地也不斷就北京影響力帶來的威脅而提高警覺。雖然23個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當中包括總統、總理、外交部長和國會議員都在自己對當地媒體的評論中重複了中共的講話要點，但本研究中一半以上國家的其他民選代表均對在政府、媒體以及資訊部門中的隱藏的、具威脅性的或腐敗的中共影響力工程表示關注。他們召集聽證會或就「一帶一路」的影響19 、 中國政府在學術界的影響20 、 透過社交媒體的海外干預21 ， 及官方對新疆穆斯林受迫害的回應22 等題目向官員提問。在很多情況下，政策制定者都小心翼翼的劃分中共和普通中國人。

然而，一些政治家和公眾人物利用中共的干預為借口，無差別地對與中國有關的對象進行抨擊，例如印度禁止流行的手機應用程式，而美國亦曾試過這樣做。一個更令人不安的現象是，13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或知名媒體似乎扭曲了對北京影響力的合理擔憂，以此來助長仇外和反華情緒。這亦似乎促成了仇恨犯罪或在8個國家對華僑進行未經證實的間諜活動指控。 

北京的媒體影響力作用評估 

因為中共每年投放數以萬億資源於外國政治宣傳及審查，他們在世界各地的潛在影響力及成功度成為未來全球民主體制健康的關鍵。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的論述及內容並沒有支配大部分國家對中國的報導。事實上，世界各地的媒體每天持續地報導一些中共希望平息的新聞及明顯讓民主國家的大眾高度猜疑的中共政治宣傳。但是，北京媒體影響力項目就減少在多個國家對中國的爭議性報導及批評、支配中文語言的媒體和建立對未來有幫助的操作基礎達到成效。於這16個國家工作的記者及評論員在面對不言明或明言的廣告削減、減少與中國或中國外交官接觸、危害在中國居住的親友安全或破壞雙邊關係的威脅，均有經歷過自我審查或就害怕觸怒中國政府而相對小心地報導相關題目。

單是這些成效就能賦予中共很大能力，使其能夠降低透明度及扭曲對重要議題的政策討論。多個政府就國家安全、政治自主、經濟發展、公債、公共衛生及環境毀壞與中國政府或總部設在中國的公司簽定協議。相關協議該被仔細檢查，包括進行公開利弊辯論，而非閉門談判和依靠空洞的「雙贏」說法。在一些如尼日利亞、巴拿馬及菲律賓的地方，因為媒體揭發地方官員與中國的腐敗交易而引起群眾猜疑和強烈反對。但很多雙邊協議因為北京媒體影響力的成效，而在比較不透明的情況下簽定。

壓制有關中國話題的獨立報導，包括對已經在競爭激烈和財務不穩定的行業中生存困難的媒體進行報復，也會阻礎公眾和精英對中國本身、其執政黨和其全球活躍企業的了解。新聞消費者及企業更無法對一個主要貿易伙伴的政治穩定程度做出明智的判斷，無法回應中國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全球衛生及環境挑戰，或無法就支持中國人民的自由及公義採取行動。反之，中國的外交人員及公司如華為及親北京的網絡使用者利用激進手段對待記者，佐以封殺及自我審查，把中國專制的現實帶到外國口岸。這在華僑及中國離散群體中特別明顯，但亦在非中國藉的記者及評論員中亦有上升的趨勢。

或許中共的全球媒體影響工程最令人不安的結果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幫助該政權避免對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負責，例如迫害新疆的少數民族、拆毀香港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以及針對海外異見人士的各種跨國打壓行為。當聯合國安理會的一個常任理事能夠犯下暴行及無視國際條約而不被懲罰時，會變相侵蝕整個全球人權系統及鼓勵其他政權作出類似的侵權行為。

當然，北京在參與全球的媒體及資訊範疇方面並非一面倒負面。事實上，如果不是為了滿足真正的需求，他們根本不會取到至今的僅有成就。中國的移動科技及電子電視服務讓特別是非洲和東南亞地區的數以百萬人能接觸到資訊和信息傳遞。即使廣播設備或便於使用的移動應用程式如微信有機會扭曲競爭或促進監控及審查，他們仍能增強當地媒體和僑民的能力。任何民主國家政府所組成的、對抗中共媒體影響因素的倡議都該考慮這些因素。

結論：不斷增長的投資和有限的回報 

在過去的至少三十年間，中共一直試圖在海外擴展其強大的宣傳和審查機制。 中國政權在1989年殘酷鎮壓民主運動後，因著該運動獲得海外華人的廣泛支持，而首先向海外的華語社羣進行影響力工程。但是，自2000年初，中共官員根據其最高領導人的指示，投資數十億美元以開展其野心工程，在世界各地以多種語言塑造媒體內容及論述。這項任務在2019年起，因為全球觀眾對香港的民運人士和在新疆被拘留的維吾爾人表示同情，以及指責中國官員隱瞞最初有關COVID-19的疫情而變得更為緊迫和重要。

在過去三年，中共一方面加大其媒體影響力，不斷湧現新的策略；而另一方面，北京與習近平在尤其是民主國家中的國際聲譽明顯下降。事實上， 中國的外交官，國家媒體機構和其代理人在民主國家展開活動時都會遇到嚴重的障礙。除了基本民主保護媒體自由的抵禦能力外，公眾也越來越了解北京的活動，政府、調查記者和公民社會的活躍人士也更積極地偵查、揭發和抵抗相關的影響力工程。

中共的行動往往破壞了它想要宣傳的論述。中國國內侵犯人權的行為和激進的外交政策削弱了中國外交官和媒體試圖講述他們是一個負責任的國際持份者，和擁有即使是威權，但是是良性管治模式的正面故事。國際和當地媒體均有報導這些發展，在調查的30個國家中，有23個國家的公眾輿論對中國或中國政府的評價均有下降。

這些結果展示注視專制媒體的影響力工程所作出的正確應對方法，以及加強基本的民主復原力的重要性。民主國家在面對全球威權主義的挑戰時，最有效的方法是堅守有別於威權國家的價值觀和制度，包括對獨立媒體和公民社會的保護與支持。持久地成功抵禦國內和海外的壓力來捍衛媒體的獨立性，需要依靠更進一步的行動，包括財政和人力資本的、創意的和創新的投資。儘管對威權模式的所謂效率有所畏懼，本研究的調查結果提供大量證據，證明組成民主的核心元素能使自由社會免受北京的威權影響。

• 1Sarah Cook, The Long Shadow of Chinese Censorship: How the Communist Party’s Media Restrictions Affect News Outlets around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 at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October 2013), https://www.cima.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5/02/CIMA-China_Sarah%20…
• 2Sarah Cook, 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dia Influence Since 2017, Freedom House, January 2020,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special-report/2020/beijings-global-meg…
• 3Further citations for information in this essay that was drawn from the study's individual country reports can be found separately in those reports, which are available on the Freedom House website: www.freedomhouse.org. “Indian Media Published Special Page on Celebrating the 72nd Anniversary of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Republic of India, October 1, 2021, http://in.china-embassy.gov.cn/eng/xwfw/xxfb/202110/t20211001_9571016.h….
• 4Lin Chia-nan, “China’s ‘Arab Times’ bullying condemned,’ Taipei Times, August 4, 2021, https://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21/08/04/2003761991
• 5The company indeed removed the website, but after activists exposed the incident to international media, the firm backtracked, apologized, reinstated the site, and committed to reconsidering their screening process for future requests. “Israeli hosting firm Wix removes Hong Kong democracy website after police order,” Agence France Presse, June 5, 2021,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i-hosting-firm-wix-removes-hong-kon…
• 6Yang, Fan, Luke Heemsbergen, and P. David Marshall. “Studying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with Novel ‘Backend-in’ and ‘Traceback’ Methods: Walking through Platforms Back-to-Front and Past-to-Present.”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84, no. 1 (August 2022): 63–78. https://doi.org/10.1177/1329878X221088052.
• 7Many China-based companies with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have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CP committees within their headquarters in China. Four of the five companies listed (Huawei, Tencent, Xiaomi, and StarTimes) have chief executives or founders who publicly affirm their party membership, previously worked in the party’s propaganda department, or served recently as deputies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ina’s rubber-stamp legislature. Many of them also owe their growth and sectoral dominance to support from the party, which leaves them more beholden to CCP directives.   Elsa Kania, “Much ado about Huawei (part 2),” The Strategist, ASPI, March 28, 2018,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much-ado-huawei-part-2/. [Tencent]  “[Party Building] Tencent: When the ‘Penguin’ Wears the Party Emblem,” CCP Member Online [Chinese], April 2, 2018, https://news.12371.cn/2018/04/02/ARTI1522647889151198.shtml. Kathy Gao, “China’s largest smartphone maker Xiaomi sets up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29, 2015,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1828191/china…. Yaqiu Wang, “Targeting TikTok’s privacy alone misses a larger issue: Chinese state control,” Quartz, January 24, 2020, https://qz.com/1788836/targeting-tiktoks-privacy-alone-misses-a-much-la….“Who is Ren Zhengfei?” 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accessed August 4, 2022, https://uscnpm.org/who-is-ren-zhengfei/. Iris Deng and Xinmei Shen, “China’s ‘two sessions’: Tencent boss Pony Ma makes his mark in key Beijing political gala with new proposal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4, 2021, https://www.scmp.com/tech/big-tech/article/3124037/chinas-two-sessions-….  “Two sessions: Ideas from tech entrepreneurs,” China Daily, accessed August 4, 2022, http://ex.chinadaily.com.cn/exchange/partners/45/rss/channel/www/column…. “Chapter 3: China’s Strategic Aims in Africa,” in the US China Security and Economic Commission’s 2020 Annual Report,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12/Chapter_1_Section_3--C….
• 8In Indonesia, a media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a ByteDance-owned app, the news aggregator BaBe, had used moderation policies that downplayed news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2018-2020. The company later changed the policies to be less restrictive.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iktok-indonesia-exclusive/exclu…  In Nigeria, the Opera News aggregator app—owned since 2016 by the PRC-based firm Beijing Kunlun—reportedly censored news stories about domestic issues, according to journalists whose posts were taken down  https://s3-ap-southeast-2.amazonaws.com/ad-aspi/2020-09/TikTok%20and%20… Samuel Okike, “Opera News Hub accused of content censorship in Nigeria,” Techpoint, January 09, 2020, https://techpoint.africa/2020/01/09/opera-news-censorship/. A Lithuanian government cybersecurity unit in late 2021 published the findings of an investigation which found a latent list of banned terms related to China,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on Xiaomi phones sold outside China that was updated in August 2021, although not activated. “Cybersecurity assessment of 5G-enabled mobile devices sold in Lithuania,” MCSC, September 27, 2021, https://www.nksc.lt/doc/en/analysis/2021-09-27_Amendment-EN-full.pdf. Multiple respondents to a Freedom House survey of Chinese diaspora journalists and comment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worked at or published content in outlets critical of the CCP—including Voice of America, Radio Free Asia, China Digital Times, and New Tang Dynasty TV—reported experiences having posts deleted, accounts shut down, or being expelled from a group on WeChat after posting politically sensitive views or information. Separately, six plaintiffs and a Chinese prodemocracy civic group filed a lawsuit in 2021 against Tencent in California after experiencing various forms of politicized censorship on WeChat while resi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context/citizen-power-initiatives-for-ch…  https://www.dw.com/en/tiktok-censoring-lgbtq-nazi-terms-in-germany-repo…
• 9Shuki Tausig, “Kan Sin” [Kan China], Seventh Eye, March 16, 2020, https://www. the7eye.org.il/365323/.
• 10“The Hong Kong infowar in Malaysia,” Malaysiakini, August 11, 2021, https://pages.malaysiakini.com/hk-misinfo/en/ .
• 11Gabriele Carrer, “Beijing Speaking. How the Italian public broadcasting TV fell in love with China,” Formiche, August 4, 2020, https://formiche.net/2020/04/beijing-speaking-how-italian-public-broadc….
• 12The Media Council, “Who authored KBC’s China story?”, Media Observer Newsletter Vol. 05, Issue11, November 26, 2019. https://mediaobserver.co.ke/index.php/2019/11/25/who-authored-kbcs-chin….
• 13Rowan Philip, “Insider Access to Chinese Vaccines: A Case Study in Pandemic Corruption in Peru,” 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 August 4, 2021, https://gijn.org/2021/08/04/insider-access-to-chinese-vaccines-a-case-s….
• 14Yuichiro Kakutani, “NYT Quietly Scrubs Chinese Propaganda,” August 4, 2020, https://freebeacon.com/media/nyt-quietly-scrubs-chinese-propaganda/. “Amendment to Registration Statement: China Daily Distribution Corporat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ne 1, 2020, https://efile.fara.gov/docs/3457-Amendment-20200601-2.pdf .
• 15Neil Jerome Morales, Karen Lema, “Philippine regulator revokes news site’s license over ownership rules, media outraged,” Reuters, January 15,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hilippines-media/philippine-regulat… ; “Press freedom in Mozambique under pressure,” DW, March 23, 2021, https://www.dw.com/en/press-freedom-in-mozambique-under-pressure/a-5696… ; see also: “Mozambique wants to ‘control access to information’ with new media laws,” Zitamar News, April 8, 2021, https://zitamar.com/mozambique-wants-to-control-access-to-information-w….
• 16Maciej Witucki, “Experts React: How Far Will Poland Push Away Its friends?” New Atlanticist (blog), Atlantic Council, August 12, 2021,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experts-react-how…. Anna Wlodarczak-semczuk and Pawel Florkiewicz, “Polish President Vetoes Media Bill, US Welcomes Move,” Reuters, December 27, 2021,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media-telecom/polish-president-says-he….
• 17“FDI Cap on Digital Media: Security Clearance for Foreign Employees, Aggregators Also Roped In,” The Wire, October 16, 2020. https://thewire.in/business/fdi-cap-digital-media-foreign-employees-inv…
• 18Tarun Krishnakumar, “FITS and starts,” Lowy Institute, September 3, 2020,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fits-and-starts.  Kirsty Needham, “Australia’s foreign interference laws fueled suspicion of Chinese community—report,” November 2,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ustralias-foreign-interference-laws-fuel… .
• 19Lok Sabh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No. 849,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June 26, 2019, https://mea.gov.in/lok-sabha.htm?dtl/31484/QUESTION+NO849+ONE+BELT+AND+….
• 20Sénat [Senate], “Influences Étatiques Extra-Européennes” [Extra-European state influence], October 19, 2021, http:// www.senat.fr/espace_presse/actualites/202109/influences_etatiques_extra….
• 21“Foreign interference through social media,”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December 5, 2019, https://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Committees/Senate/Foreign….
• 22Farhan Al-Shammari, "رداً على سؤال برلماني لهايف صباح الخالد: الصين تعامل مُسلمي الإيغور كبقية مواطنيها” [In response to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for Hayve Sabah Al-Khaled: China treats Uyghur Muslims like the rest of its citizens], Al Rai, November 7, 2019,  https://www.alraimedia.com/article/867580/محليات/صباح-الخالد-الصين-تعام…